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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雕版印刷時代的轉折點——淺談嘉靖本和嘉靖時代

更新日期:2019-08-06

嘉靖朝是明代出版業的第一個高峰,刻書規模空前擴大。版本風格中出現新的宋體字風格,成為此后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并發展成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字體。

  明嘉靖一朝四十五年(1522—1566),在中國版本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嘉靖朝是明代出版業的第一個高峰,刻書規模空前擴大,現存嘉靖刻本在三千種以上。版本風格中出現新的宋體字風格,成為此后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并發展成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字體。嘉靖以前,中國雕版印刷字體大體均為自然書寫的楷書體;嘉靖以后,雕版印刷形成自然書寫的楷體字與職業寫工書寫的宋體字并立的局面。嘉靖朝遂成為中國雕版印刷時代的轉折點。

  三足鼎立的嘉靖本世界

  傳統的版本分類主要是按刻書主體(刻書者)、刻書時間或地區來分,如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分法。無論按刻書者分類,還是按刻書時間或地區分類,都不是嚴格的版本風格分類。版本鑒定的最主要依據即版本風格,包括字體、版式、紙張等。因此,按版本風格分類具有重要意義。

  嘉靖本按照版本風格可以分為蘇州式(蘇式本)、北京式(京式本)和建陽式(建式本)三種基本類型。三種類型的命名雖然用到了地域名稱,但并非簡單地按地區分類,而是因為這三種版本風格的核心即在蘇州、北京、建陽三地,其影響則涵蓋了更廣闊的地域,而且三種版本風格在有的地區互相交叉,情況更為復雜。此外,時間的變化、刻書者的不同也會對版本風格產生影響。三種類型嚴格按版本風格劃分,在這一分類體系下,可以發現刻書者、刻書時間和地域對風格的交互影響呈現出復雜的樣態。

  嘉靖本三種類型的形成與不同群體對書籍的不同偏好、不同需求有密切關系。蘇式本對應士大夫,體現出文人雅趣。京式本對應帝王,反映帝王喜好。建式本對應商人,是商人營利的產物。這種對應主要是就其成因而言,并非人與書的嚴格對應關系。

  蘇式本:

  當時文人心中書籍的最高標準

  蘇式本起源于弘治年間的蘇州,正德年間傳播到常州、鎮江、松江等鄰府,至嘉靖間發展至各個重要刻書地區,影響遍及全國。蘇式本的主要版本特征是字體方整,筆畫平直,版式多為白口、左右雙邊。如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辭集注》。

  關于蘇式本出現的原因,傳統觀點一般認為與明中期的所謂文學復古運動有關。這一時期,文人需要多讀古書,遂翻刻古書,所選底本多為刊刻精良的宋浙本,于是字體、版式等版本風格也受到底本影響。不過這種解釋在邏輯上有個問題,若只是出于閱讀古書的需要,翻刻時只需翻刻宋本的相關內容即可,并不須專門模仿宋本的形式。探究新的蘇式本風格出現的原因,只能從宋本的形式,即版本風格的角度入手。

  明代中葉,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文人群體中逐漸形成了宋本鑒藏之風,文人之間交流藏書,品題宋本,成為文人生活、文人雅趣的一部分。這個文人群體自沈周、沈云鴻父子起,包括吳寬,王鏊、王延喆父子,都穆,文征明,黃省曾、黃魯曾、黃貫曾兄弟,袁袠、袁褧兄弟,皇甫錄、皇甫沖、皇甫汸父子兄弟等人。以都穆為例,他和明中期許多重要書籍的翻刻有密切關系,其《南濠居士文跋》收錄了多篇為其友朋刻書所撰之序,也有賞鑒宋本之跋。如其賞鑒王獻臣所藏岳飛之孫岳珂舊藏宋本《國語》:“近御史王君敬止得之(《國語》),出以相示。觀其刻畫端正,楮墨精美,真古書也。余嘗訪御史君,每一披誦,則心目為之開明。”并因此而有所感慨:“古書自《五經》而外,若《左氏傳》《戰國策》等以及是書,皆學者所當究心。而往往奪于舉子之業,好古之士雖未嘗無,而坊肆所市,率皆時文小說,求如此本,豈可得哉!”宋刻《國語》版刻特別精美,使都穆產生了學者應讀此書的感慨。這充分說明了宋本外在形式(版刻風格)的魔力,也表明了明中期文人對宋本的推崇。這部《國語》,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著錄云:“當是南宋時嚴州覆刻……字畫方勁,與北宋槧無異。”與都穆所云“刻畫端正”一致,此書應該是典型的宋浙本。此后未見書目著錄,今未見傳世。

  諸家所藏宋本今存世者,如文征明、文彭、黃丕烈、劉承干遞藏之《漢丞相諸葛武侯傳》,文征明、華夏、項元汴、季振宜、潘祖蔭遞藏之《東觀余論》,今藏上海圖書館;文征明、項元汴、徐乾學遞藏之《陸士龍文集》,華夏、海源閣遞藏豐坊跋之《寶晉山林集拾遺》,今藏國家圖書館。

  蘇式本翻刻宋本以《昌黎先生集》最為典型。此書之宋廖氏世綵堂刻本被趙萬里譽為“無上神品”,明嘉靖間徐封東雅堂翻刻之,惟妙惟肖,前人稱為“下真跡一等”,良有以也。

  蘇州文人對宋本的鑒藏帶動了全社會收藏宋本的風氣,而有收藏就有作偽,作偽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用翻刻宋本冒充宋本。高濂《遵生八箋》論及宋本的鑒藏方法:“(宋本)紙堅刻軟,字畫入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書中還有對偽造宋本的生動描述:“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板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瞽人,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蘇式本對宋刻本版本風格的模仿,正是這種鑒藏風氣的產物。

  在宋本鑒藏風氣的影響之下,文人刻書趣味很自然地向蘇式本靠攏。有條件的文人、官員會想方設法刊刻蘇式本風格的書籍。比如孔天胤嘉靖年間擔任浙江提學副使,刊刻《資治通鑒》《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等書,為了達到蘇式本這種仿宋的效果,特地從蘇州招募工匠,包括寫工沈恒、周慈、吳應龍、章仕、何倫、徐冕等和刻工袁電、李潮、章儒、章松、陸宗華、夏文祥等。孔天胤的朋友江曉在為其刻書所作序中很直白地說:“以書鏤則鳩諸吳,俾精類宋籍。”當時不僅孔天胤如此,士大夫中有這種文人雅趣者不在少數,可以說形成了一種風氣。如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間福建巡按御史吉澄刻《五經集注》《四書集注》等書;嘉靖四十三年山東布政司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主持者為山東巡按御史高應芳、山東左布政使李豸和右布政使李磐等人。

  蘇式本,或者說蘇式本所模仿的宋本,是當時文人心目中書籍的最高標準,文人之書多希望按此標準出版,但這對經濟條件不足的文人來說大概是一種奢望。朱存理家境貧寒,以眾籌買驢而聞名。實際上他不僅買驢需要眾籌,甚至出版詩集時也曾希望通過眾籌的方式來完成。既然是眾籌,對書籍刊刻就不敢有、不敢提太高的要求,故其《樓居雜著》云:“刻梓不消學宋板之精,鑒藻豈覬擬唐風之盛。”意即,書籍形式不要求達到宋本之精,詩內容不奢望跟唐詩比擬。

  京式本:

  來自帝王的關心

  京式本以北京地區為核心,繼承延續了明代前期一百多年以來的版本風格。除了福建地區主要為建式本的范圍,在全國其他大部分地區,京式本和蘇式本的發展大致呈現出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隨著蘇式本的逐步發展,京式本逐步收縮。但在京式本的

  核心地區北京和許多刻書業不太發達的偏遠地區,京式本一直保持著主導地位。京式本版本風格的主要特征是字體為自然書寫體,筆畫自然流利,大致屬于趙體面目中的館閣體一系。版式方面以粗黑口、四周雙邊較多,也有少量白口、四周單邊或左右雙邊者。最典型的京式本是內府本,如嘉靖三年司禮監刻本《文獻通考》。

  除了內府本,京式本還包括大量的科舉錄和藩府刻本,這些都與帝王有密切關系。皇帝的好尚、審美標準,對書籍的最終面貌起到了導向性作用。而皇帝在書籍方面審美標準的具體代表就是內府本,內府本是皇帝或皇家的“私家刻本”,代表的是皇家標準和皇家氣派。因此,一切跟皇帝關系密切的書籍,都以內府本為標準。除內府本之外,北京的刻書大量為中央機構所刻,禮部的登科錄、會試錄,兵部的武舉錄,欽天監的大統歷,無不趨向這種風格。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之下,北京少量的私刻、坊刻也都成為京式本風格的追隨者。全國各省的鄉試錄,因為要進呈御覽,禮部對其編纂、刊刻作了種種具體規定,所以其版本風格自然也都模仿會試錄、登科錄,奉行北京標準。藩王們本身是皇家的成員,從小長在宮中,其審美標準自然奉行皇家標準。這類版本不乏精品,如嘉靖刻本《嘉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嘉靖十一年寧藩建安王朱覲鍊刻本。

  關于鄉試錄的大小規格及其字體,明代記載典章制度的《禮部志稿》有明確規定:“凡各省奏到試錄,長短難以進呈御覽,本部毎遇鄉試之年,通行天下,遵照本部降式:黃綾殻二本,紅綾殻四本,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七分。”“小錄文字務將文理平正者錄出,……其書寫刊刻要字畫真楷。”“小錄”指的是鄉試錄,用“小”是與登科錄、會試錄相比而言的。這里的“字畫真楷”主要強調的應該是文字要認真端正,不可潦草,不一定嚴格限定了必須用某一種具體的字體,但是這個規定表明,禮部對這方面是非常關注的,而且有一定的要求。那么要求的標準是什么呢?顯然還是要考慮皇帝的喜好。《禮部志稿》還規定:“小錄書板照本部會試錄式樣,不許仍開掌行科舉文字吏及謄錄對讀生員姓名。”這里規定的雖然是內容方面的格式,但在整個版式字體等形式方面,也會促使鄉試錄向會試錄的版刻風格靠攏。

  皇帝對科舉錄的關注還可以從一件事中看出,即嘉靖十六年應天府鄉試錄事件。這科鄉試錄因為格式上的考官填名問題和內容上妄議問題,一大批參與鄉試的官員受到嚴厲處分。《明世宗實錄》嘉靖十六年九月記載:“癸卯,應天府進呈鄉試錄,考官批語失填名,下禮部參看,謂事屬不敬,考試提調同考試監試等官皆當提問。議上,上謂,試錄進呈,考官既不填名,策題又以國家祀戎大事為問,所對語多譏訕,……所取生儒不許會試,……謫汝璧為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衢為廣東南雄府通判。”兩位主考官江汝璧、歐陽衢從最清貴的翰詹官被貶斥為基層地方官,所有已錄取的舉人全部不許參加會試,懲罰不可謂不重。皇帝對鄉試錄的這種密切關注也會使主持刊刻鄉試錄的官員在鄉試錄的版本風格方面更加迎合皇帝喜好。

  京式本與皇帝關系密切,從而帶上了濃厚的政治意味。這種政治意味使京式本在國內以一種比較特別的方式延續下去:從地域上看,京式本在北京延續下去;從類別看,京式本在科舉錄、藩府本以及一切與皇帝密切相關的書籍中延續下去。另外,京式本在國際上延續了更長的時間——朝鮮刻本采用這種風格一直到明代結束。

  建式本:

  低成本、低價格、站穩市場

  至遲從南宋以來的四百年間,建式本的發展未曾間斷,其版本歷史較蘇式本和京式本更為悠久。建式本的核心地區為建陽,主要分布地為福建,而廣東、浙江、江西皆受其影響。建式本版本風格的主要特征為,字體上字形較扁,排版密集,充分利用版面;筆畫多彎曲,常帶鉤狀,橫畫收筆常有一明顯頓筆;版式方面,粗黑口、白口皆有,多四周雙邊;紙張多為黃色竹紙,部分官刻本用白棉紙;書籍尺寸較小,相應版匡也比較小,部分官刻本尺寸較大。建式本最典型的版本即建陽書坊刻本,如嘉靖十五年劉氏安正堂刻本《周易傳義大全》。

  建式本的版本風格源遠流長,至少從南宋開始已經形成其基本特征,南宋前期的版本如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安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刻本《文選》和宋王叔邊刻本《后漢書》,中后期如宋黃善夫刻本《史記》等。元代這種風格繼續發展,如至正五年余氏勤有堂刻本《書蔡氏傳旁通》等。明代進一步發展,一直到明末才衰落下去。

  建式本的各項特征反映到建式本的實物版本上,則集中體現為一點,即建式本的商品屬性。書籍是商品,任何版刻風格的書籍都會被當作商品來買賣,都具有商品屬性,但建式本的這個屬性最為突出和鮮明。商品是書商營利的產物,必須符合經濟利益,服從經濟規律。

  建式本的商品屬性決定了它的一些重要特點,即數量大、價格低和質量差。對于這些特點,當時的學者胡應麟《經籍會通》有明確記錄:“其多,閩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胡氏又云:“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于常,而其堅數倍于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利之。”紙張費用是書籍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降低成本,建本只能用差紙。但紙張太差也會影響銷路,于是刻書者不得不加以改進。但不論如何改進紙張,成本低、價格低這一準則是不能變的,否則還是不利于銷售。胡氏又直接對比各地書價:“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為差。”建本在各地刻本中價格最低,還不到蘇州刻本的二分之一、普通北京刻本(不含內府本)的三分之一和內府本的十分之一,可見其差別之懸殊。這說明建本“其紙、其印、其裝”都比較差。這種價格差異決定了在市場上蘇州本、北京本是不可能和建本在一個層面競爭的。蘇州本、北京本要么不進入市場,要進入市場也只能走高端路線,否則不大可能有較好的銷路。胡氏又直接評價各地刻本質量:“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各地刻本中,建本質量最差。這是由經濟規律決定的,價格最低,其質量自然最差。

  建式本雖然質量差,卻能與蘇式本、京式本鼎足而三,主要依靠的是市場,價格低是其通行市場的利器。降低質量才能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才能降低價格,最終大量發行,以此保證書商的利益。因此,只要價格足夠低,建式本就可以堅持原有的版本風格,不向蘇式本靠攏,也能保證市場份額和利潤。

  建式本中的官刻本最先分化出去,正是因為官刻本首要的屬性不是商品,而是士大夫的文化需求品,帶有一種文化上的趣味,即文人雅趣。如上文提到的福建巡按御史吉澄所刻諸書即屬此類。部分坊刻本的分化也與此有關。如孫宗委托建陽書林吳世良刻其兄孫宜之《洞庭集》及建寧知府劉佃、建陽知縣鄒可張委托建陽書坊刻許應亨之《石屋存稿》,二書均為文人詩文集,在大多數書坊仍堅持刊刻建式本的情況下,這兩部書不約而同都采用了蘇式本風格,反映出委托人對蘇式本有著明確的、共同的需求。

  嘉靖本與嘉靖時代

  蘇式本的成因是文人雅趣,推動其發展者是文人或者士大夫,故蘇式本的主導力量是文化性的。其核心地區在文化中心蘇州,其典型版本也多為文人或士大夫刻本。京式本的刊刻則是出于皇帝的喜好,其主導力量是政治性的,核心地區則在政治中心北京,其典型版本則為內府本,基本種類還包括科舉錄、藩府刻本以及中央各機構刻本。建式本為書商營利的產物,其主導力量是商業性的或經濟性的。其核心地區在當時最大的商業出版中心建陽,典型版本即建陽坊刻本。

  三種類型代表的三個階層,處于政治最頂端的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掌握著最高權力和最豐富的資源。文人通過參加科舉做官,為皇帝服務,分享皇家的資源,成為特權階層。商人通過市場交換獲得利益,而市場主體之間是契約關系、平等關系,代表廣大的平民階層。從三種類型核心版本的價格來看,根據上文胡應麟的記載,內府本、蘇州本和建本的價格比為10∶2∶1。這個 比 例 在 某 種程度上象征著三個階層——皇帝、官員和平民——的力量對比,同時也代表著政治、文化和經濟在當時中國社會的力量對比:皇帝或皇權(代表政治)具有決定性和支配性的地位,文人或士大夫(代表文化)依附于皇權,商人(代表經濟)社會地位最低。(李開升)

  (作者單位:寧波天一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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